红楼梦的抒情性与哲理性

试论《红楼梦》的哲学与抒情理念

通常说，文史哲不分家，伟大的哲学家常常有文学气质，而伟大的文学家更是有深刻的哲理思想，《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作者曹雪芹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一部《红楼梦》包含着许多学科的知识，可以从文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史学、哲学等各个学科的视野去进行探讨和研究，而《红楼梦》除了其伟大的文学成就令人惊叹之外，其深刻的哲理思想更是引人深思。对于《红楼梦》这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了解其哲学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或许可以说不懂得“红楼”的哲理，便不能说是真正读懂《红楼梦》。理解《红楼梦》的哲理含义是体悟小说中深层文学意蕴的必要方法，知晓“红楼”的哲学，才能充分地感受其深层的文学意韵。

当然，《红楼梦》毕竟是一本文学名著，它不是哲学论著，它的哲学理念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不是通过理论说教或学术的观点展示出来，不是抽象的陈述，而是经过两个方面的“转换”表现出来，第一，作者通过对古典哲学的理论资源的认知、把握和理解之后，结合自己的经历、立场、观点对其进行消化，并融进自己的创见，形成他自己的一种哲学理念，有了他的哲学观点；第二，作者将他的哲学观点以文学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来

具体表现出来，比如，将其哲学观念表现在对话、诗词、故事、谜语、对联、戏曲等形式上，作者特别巧妙地利用梦与神话的形式来表现其哲学理念，一部《红楼梦》，其中对梦与神话的描写，所表现的哲学思想是非常深刻的。

《红楼梦》既写“红楼”又写“梦”，写“红楼”，是写贾府家族的事，写贾氏家族府宁、荣两府的是是非非，人情世故，写的是生活的现实；而写“梦”，是写作者假设、虚构的梦境，在《红楼梦》里，作者非常精彩地写贾宝玉的梦，写秦可卿的梦，写王熙凤的梦，写太虚幻境，写梦境中的金陵十二钗，所有的梦和梦境，都是耐人寻味的，有多层的解读意义，非常深刻。当然，《红楼梦》是中国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它反应的是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落的现实状况，作者本身经历了清王朝贵族由盛而衰的急促变化过程，作者自己从贵族的高贵公子变成穷困潦倒的落魄文人，现实的经历使他能深刻地洞察严酷的社会现实，所以，他能直面社会现实，能客观的表达对现实的真切感受。作者看得很清楚，从曹氏家族衰落的现实到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过程，是社会在变革，是旧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该变化了，而作者又尚未看清前方的路该怎么走，所以，作者在描写现实生活的同时，便以虚幻的梦和梦境，写虚幻的景象，试图朦胧地表达对未来的想法，所以，作者表现在《红楼梦》哲学理念是比较复杂的，是矛盾的，但却是非常丰富的，是值得深思的。

曹雪芹表现在《红楼梦》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是复杂而矛盾的，曹雪芹作为学识渊博的文人，又是王朝显赫家族的后裔，一方面，家族的荣誉、传统的观念，让他是无法完全脱离对于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功名事业的追求，而他又不太愿意走通过科举博取功名的路，这使他感叹“无材可以补青天”；可是，他又不是真的无材，也不是不想补青天，而是，在当时的状况下，已无良策“补天”，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当然，他时而也流露出“补天”的幻想，流露出对于成材立业的渴望，但当时王朝和家族均已流露出衰落的迹象，“补天”无望了。因而，他在无望的观念之下，又难以抹去家族传统沿袭的儒家意识，从而在在对家族现实的描写中，不时流露出对儒家思想的某种认同。

《红楼梦》在对贾氏家族的现实描写中，曹雪芹的儒家观念依然有所表现的。曹雪芹虽然生于封建末世，但他的家族到了曹寅这一辈已由军功名臣转化为书香贵胄，曹寅饱读诗书，广交士林，藏书丰富，比起清朝许多贵族，曹家的家学渊源是比较突出的，曹雪芹幼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儒家文化浓郁的书香门第中，久受礼教薰陶是势所必然的。从《红楼梦》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儒家文化有认同的一面，对儒家的仁政学说有肯定和赞扬的态度，对儒家的“积极入世”“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念等是赞许的。比如，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便是对于贾政的形象塑造，贾政很有儒学风范，为官勤勉，熟读诗书，很

有道德修养，很符合儒家对“三不朽”的追求，偌大一个贾府，在一大群不争气的男人中，贾政算是表现还可以的一个，是儒官的形象。当然，作者也很厉害的讽刺贾政一番，比如，写贾政与赵姨娘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严肃了，装成有儒家风度了；此外，作者还通过对贾宝玉叛逆心理的描写，表现出对刻板儒家规范的反感，或许，潜在的，作者还是有认同儒家的一面，但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也表现出对正统儒家不满和逆反心理。

曹雪芹思想观念中，也接受了与儒家传统观念不一样的思想。家族由盛变衰的悲惨现实，以及曹雪芹所看到的清王朝已经露出来的末世端倪，使得他对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对于科举之路、功业之事、光耀祖宗的责任，他都开始重新审视，由此，原来他一直接受的儒家思想教育，在他看来也已经不再那么神圣了，他开始怀疑，质疑，有时甚至表现出轻视，表现出有对其超越的念头，于是，他矛盾、迷茫和摸索的过程中，开始接受其他的思想观念。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红楼梦》对贾宝玉的形象塑造，已经不仅仅只有儒家观念了，宝玉对《四书》虽然流露出赞赏的态度，仍虽然也在讲“除明明德外无书”，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大学》基本精神，但或许，这深层含义是在于认可“在亲民，在于止于至善”，所认同的只是儒家的开明精神，但是，宝玉对儒家的反感也是有所表现的，他读《西厢记》等比读“四书五经”更快乐，他的言行经常

离经叛道，行为“乖张”，甚至“毁僧谤道”，旁鹜杂收，这在传统儒家看来，已经是十分叛逆了。

所以，从贾政到贾宝玉，《红楼梦》所描写的是由典型的儒家风范到既尊儒又反儒的形象，表现出作者对待儒家是一种既赞许又反感的复杂心态，曾经的荣耀家族，曾经的浓郁书香传统，使得作者必然会受传统儒学的熏陶，也在心灵中刻下了一定的烙印；可是，王朝末世的衰落景象和家族衰败的悲惨境遇又使他对儒学的思想产生了质疑和反感，于是，他借助于道、佛来反对儒家，他接受和改造了道、佛思想，用以反思王朝和家族的现实，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小说中，曹雪芹以道、佛思想为武器，借助于传统文化的神话传说，以大量对梦的巧妙的描写，来反抗儒学传统，向传统的伦理观念进行有力的抗争，并在这反抗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启蒙思想，而当面对严酷现实感到启蒙理想得不到实现时，便借助于道的逍遥和佛的超脱来表达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

首先，对于道家思想，《红楼梦》的描写是很奇妙精彩的，最突出的例子是贾宝玉游大观园时，对李纨“稻香村”所作的评价，宝玉反对过分的雕琢，反对虚假的做作，提出了“佳境类天成”的观点，强调顺其自然，这其实就是主张道家的自然之道。而且，他由接受道家进而认同道教的某些观念，一僧一道的“道”就是道教文化的集中体现，当然还有在许多细节里面对道教的描写，道教的游仙观念在《红楼梦》里有精彩的描绘，修

道成仙，享受自由逍遥是小说的理想追求之一。

其次，对于佛学观念，《红楼梦》对佛禅思想的表现也十分精彩，一僧一道的“僧”是佛学的体现，这位“僧”是点化贾宝玉、甄士隐等人的重要人物形象。贾家的大老爷贾敬，是一个比妙玉更看破红尘的王朝贵族的重要人物，出家、念佛，鲜明地体现佛学的思想。到最后，小说的第一主角贾宝玉也出家了。有人认为，《红楼梦》是以佛教的思想为主导的，《红楼梦》的作者象是在写他的“本生经”，作者将他所写的书称之为《情僧录》，就是非常鲜明地表达了其佛学观念，还有《好了歌》等，禅意是很浓的，虽然说曹雪芹不可能是纯粹的禅宗信徒，但曹雪芹在相当的程度上认同禅宗思想，这该是没有疑问的。

可以说，儒、道、佛的思想在《红楼梦》中以特有的文学形式，非常巧妙地融合为一体，就像一个多面的哲理棱镜，折射出多重的智慧灵光。曹雪芹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末世朝代贵族家族的大文人，对先秦的儒家、道家，对南北朝隋唐的佛学，以及对宋元明清的理学，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曹雪芹在对现实的描绘时，时时处处表现出对各种哲学思想的认同与追求，《红楼梦》所表现出的，不仅有儒家思想，有道家思想，更有佛禅的思想。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儒、道、禅并不是作者最基本的思想立场，他的最根本的思想立场是对王朝末世的深刻认识之后所形成的一定程度的启蒙思想，是对人的个性解放的追求，对人的自由平等的呼喊，对自由爱情的

执着和赞美。他描写现实人生所歌颂的是人生的自由理想。

所以，笔者认为，《红楼梦》的哲学思想是交织着儒、道、禅，矛盾、融合，又多向展开，而作者的基本哲学追求，是一种自发的启蒙思想，呼唤合理社会，倡议对人性的尊重，主张人的平等，追求和赞美真诚的爱情。

作者赞许被“弃在青梗峰下”的“情种”石头，用该石为无情之天补“情”，以“情性”来重新设定人性的本质。脂砚斋曾评说：《红楼梦》是“让天下人共来哭这个‘情’字”。在《红楼梦》中，“性命之情”“任其性情之情”取代了传统伦理德性，成了人性的真正的本质，成了人性真正光辉的体现。《红楼梦》着力主张的“情性”，是对传统的善恶尊卑观念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新看法。例如，借元妃之口说皇帝的住处是“不得见人的住处”（皇宫可是王朝权力和伦理秩序的最高象征，之前谁敢骂？）；借贾蓉之口大骂“脏唐臭汉”（汉唐盛世，可是历来是最受颂扬的王朝典范，之前谁敢贬？）；借宝玉之口说那些醉心功名利禄、仕途经济的男人是“须眉浊物”（建功立业，可是历来男性成功的标志，竟被视为是“浊物”，连人都不是）。

《红楼梦》对传统认可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等“应运而生”的大仁谱系，并不赞赏；对传统否定的蚩尤、公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恒温、安禄山、秦桧“应劫而生”的大恶谱系，也不怎么在乎。而对“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

亦不能为大凶大恶”“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 又在万万人之下”的“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倡”，诸如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以及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等等，《红楼梦》则倾注了全部的深情。（参见《红楼梦》第二回）这是全新的评价人物的标准，是全新视角下的人物新谱系。

不仅如此，《红楼梦》还公然宣称，要将“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的人物“编述一集”，而贾宝玉无疑是这类人物的杰出代表，他“无才可以补青天”，属“诗礼簪缨之族”的“废物”，他“愚顽偏僻乖张”，是天生的“情种”，一岁时抓周，“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七八岁时，他竟然说出了“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作为“逆子”，他与贾家最具儒家风范的、尽心于功成名就的严父水火不容，拒绝承担家庭责任和人伦义务，极力挣脱传统教育对自己的设计和规范，读《西厢记》津津有味，看科举经典却头疼不已，不可救药的属于“于国于家无望”的“不肖子孙”。然而，他有他的“正事”忙着，他和大观园中的女孩们如胶似漆，为女孩们的高兴而快乐，为女孩们的伤心而难受，缠绵于黛、钗之间，同情着不幸遭遇的丫环。

别人一提仕途功名就说是“混账话”，自己一遇儿女情长的事，就揪心动情。公认是正经的有价值的，他都鄙视、唾弃，全凭他的“性情”来判断。在婚姻的选择上也是如此，他喜欢的是“木石前盟”，不喜欢“金玉良缘”，“木石前盟”是真爱，是性情的真实表现，而“金玉良缘”是世俗，是门当户对，是传统体制给人的枷锁。

所有这些，都表达了《红楼梦》的人性光辉，是启蒙的呼声。当然，曹雪芹也知道，在当时现实中，启蒙理想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像宝玉的反抗是无效的，挣脱也是没有结果的。他只好寄托于道、佛的思想，以求精神的逍遥、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