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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立秋对传统文化的拷问与反思

2023-06-08 来源:星星旅游
姚玉碹与卫中创作的晋商主题历史话剧《立秋》是一部辉煌的剧作,一如曾经辉煌的晋商文化,密密绵绵地传达着丰厚的寓意和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思,沉甸甸地凝聚着一层悲哀的浓雾,用一种足以穿透玻璃的针尖之力拷问与反思着中国传统文化。舞台上活跃着的《立秋》由山西话剧院搬演后,带着中国晋商的历史特点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拷问、反思。

一、晋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晋商从明初兴起至清末渐衰,兴盛达500年之久,在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实在是一个奇迹。而晋商的绵延得益于它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进行了融合,这是晋商最为成功之处,随着历史的发展,融合中的弊端渐渐显现之时恰也是晋商失败之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含义丰富、意义多重的范畴,其中入世意义最大的莫过于儒家文化,儒与商的结合成了一种自然趋势。儒家思想的代表“仁义礼智信”构成了晋商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说“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苍天可鉴,照此办理,子孙必代代昌盛,身安而家裕”。 晋商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具有了文化的灵魂与商业的机制,软与硬、阴与阳、隐与显、质与形,完善并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儒贾相通、商而优则仕、弃仕而为商的观念在晋商中已经深入人心。《立秋》从头至尾都回荡着几句震耳发聩的声音:“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勤奋、敬业、谨慎、诚信。”这句摘引自张正明《杨氏家谱》的警语不仅仅是一个民国时期山西丰德票号的运营标语,凝聚更多的是中华民族对人生的认识,对人的价值与意义的真知,对家族、事业的发展之灼见。这种精神的引导与支撑似乎更胜于对物质实体的经营,历史使得儒家思想与晋商文化的结合突出地具有了对人格进行培养的特点,而且在这种人格培养中添加的商业因素对传文化统思想来说更具有改革性的特点。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君子’ ‘小人’,乃是以修养的程度分。而且“子罕言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推崇的修养是不言、罕言利,商家的职业又决定须言且多言利,儒、商之别是在对人格共同打造的“和”中消融的,商家以儒之义治利,给自己自足的农业社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灵活地掌握了将传统文化的规则要求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原则,这是晋商繁荣昌盛的一条捷径。 马洪翰说:“儒商兼融,人才辈出的晋商辉煌!”文菲的父亲文郁波“当初到票号学徒,规矩多着呢:首先人要周正,个头不高不矮。进门就要试鞋试帽,鞋是铁鞋,脚大的穿不进去,脚小的提不起来。帽子也是铁的,脑袋大的戴不上,脑袋小的扣进去了。”可以说这是一种规矩、法则、要求,合不合理明眼人可以当即立辨。在陈旧面前,马洪翰的见识就要进步很多:“猪脑袋大,羊蹄子小,咱要吗?咱不是招女婿,是招学徒,只要能干,管他头脚大小呢!”留下来的不只是文郁波,还有丰德票号历史上光亮的一笔,在儒家文化被统治者利用并愈来愈桎梏人们思想的趋势中,晋商文化的不断革故鼎新是促使其不断进步的原因。 丰德的家庭秩序分工展示着传统文化的阴阳和谐有序,“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一男主外、女主内,而这种家庭秩序是中国古代直至近代一直延续而用的分工模式,具有社会典型意义。对于社会来说,由小家的和谐可以构建大国安宁,而国之安宁是保证家之和谐的大环境;对于家庭来说,个人的安详可以组成家庭的和睦,整个家庭的和顺是对个人幸福的帮衬。家国相通,晋商男子长年在外,奔波于全国乃至国外,为着家资的积累、生意的扩展、事业的兴盛而操劳。女子大门不出,使漂泊于外的男子们心有所属、意有所归、安心做事、踏实不虚。女人有希望,带着更强的责任感守卫着家庭的后院,管理着这个体系运转很关键的一环。崇高的票号诚信不只是体现在男人的身上,他们“纤毫必偿,诚信为本”。女性在其中就如同大地与土壤,淳厚温善,不抱不怨,尽心尽力,老太太拐杖上挂的钥匙不仅是保障大后方的经济防线,更是整个家庭与生意的基础。在晋商的家族文化中因为有了财富

的纽带,给传统的家庭模式增加了与社会接触的几率,具有了经济色彩,这无疑使得《立秋》与现代经济社会拉近了距离。

如果说在最初中国传统文化与晋商结合时是具有进步意义与改革意义的话,到马洪翰改变选学徒的方法时,也不过仅仅是细节上的变动与进步。事物生灭的规律必然是产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到晋商发展到晚期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已经尽显僵化,此时晋商的末路既是商人们的悲哀,也是晋商文化的悲哀。

马洪翰是坚实而主动的守卫者,大院里面是凄楚而被动的困守者。在“丰德票号”的牌匾前,马洪翰:“即使我马洪翰粉身碎骨,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也不会放弃为丰德护碑守门。” 守卫着曾经一度信誉充厚却要行将末路的票号旧制。而在马家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宅院里,为男子守家护院的女子们,忍受着精神的折磨与传统的苦痛。绣楼上有姑娘们守空楼的传统,奶奶守五年、母亲风鸣守八年、瑶琴守六年。这种文化约定的秩序太不近人情,也十分无奈: “白天数墙砖,晚上数星星,那是人过的日子吗?哎,这是谁立下的规矩啊„„”老太太这是在问,同样是在拷问,这种抱怨何尝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人情的精神桎梏在并不庞大的大院女人命运情理面前,竟然是那样可悲与可痛。马洪翰的守卫显得力不从心,当他让女儿瑶琴离开绣楼去自由生活的时候,他对晋商文化的精神守卫已经发生了动摇。不合理的“守”,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晋商结合没有恰当舍弃弊端的批判与揭示。 二、晋商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面对社会危机

晋商文化诞生的历史土壤给它烙上了特定的中国烙印,当传统文化所服务的政治制度改变时,晋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出现了不协调,曾经的融合越紧密,此时受到的冲击就越大。《立秋》讲述的是民国初年山西丰德票号在动荡时局中,虽竭尽全力欲挽狂澜,却终至于无力回天而走向崩溃边缘的故事。丰德的破产是晋商的典型,祖祖辈辈的辛苦在马家的“库里面藏着六十万两黄金”,黄金的储备一如晋商的繁荣。一天之中,这马家的家底六十万两黄金就要被花掉,“立秋”之后的丰德也就同众多的晋商票号一起变成了历史。通过艺术的加工,“立秋”所寓的晋商衰败之快的意义也得以彰显,国破家何在的痛楚也得以舒张。 《立秋》具有很强的戏剧性。话剧所演地点是丰德票号的总经理马洪翰家大院,视角集中于一个地点;所演时间从立秋的早晨到深夜,高度浓缩于一天的时间中:冲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局势动荡商家提钱紧迫,票号需要巨额现钱来支撑救市。而最能体现《立秋》对传统文化进行思索的意义的当非戏剧冲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马洪翰与许凌翔莫数,他们两个在剧中具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

马洪翰与许凌翔具有不同的思想认识。“文化模式凝聚在社会环境中,成为社会环境背后的一种深层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代人的性格特点。”一个人若是从小生长在某种文化的环境与氛围中,他的精神血管中便会自然而然地流淌着这种文化的血液,他的灵魂里会潜移默化地活跃着这种文化的影子,所以这个人的决策、见识,甚至结果都是要受到文化的影响与制约。马洪翰可以拷问:“是我的德行不如先人吗?先人的教诲我铭记在心,身体力行,一刻不敢忘记!是我的智慧不如他人吗?我熟知财富增值的奥秘,票号钱庄,开遍大江北!是我的胸怀不够宽大吗?俄罗斯的风、东瀛的水、关外的雪、岭南的雨,汇集在我的心里,四面八方,条条大道,都通着我丰德啊!”他的维护是真挚而又理智的,可以说他是晋商文化思想与精神的继承者。许凌翔与马洪翰同甘共苦,亲如兄弟。他可以拷问:“也许是我们背负的东西太多、太沉重了,就像这厚土高墙,重重城门,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他也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必须“审时度势,改革图存,如若优柔寡断,坐失良机,丰德将不复存在。”“钱庄终将被银行所代替,这是大势所趋,就像这大清的帝制,终将为民国的共和所代替一样。” 他的维护也是发自肺腑的,是将胸怀放大后的机智,他同样也是晋商文化的思想与精神的继承者。只是继承后体现的方式不同而已,马洪翰想用人格与精神的力量来应对危机,许凌翔欲用公司制度的变革来度过危机。但是结果呢?是否会如其所想?不论是隐性的精神还

是显性的变革,在社会大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都只能是悲剧。丰德票号面临的诸多矛盾就如同当时中国国内社会所具有的诸多矛盾,国家的颠覆造成了家庭的颠覆,家庭的颠覆造成了家庭成员的痛苦。社会的变化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生存的一度平静,也将晋商的前途推倒了悬崖的边沿,都是岌岌可危。《立秋》在一天就可以激化很多矛盾,可以演绎出几十年的历史。可是那个背景:动荡局势的背景中,改革也许只是死马当话马医的一个方子。药医不死病,倘若它真就要死了,药方也没有用了。政治动乱、历史变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劫难,晋商则把这劫难具体化、形象化, 《立秋》又把这劫难艺术化、悲剧化、理性化。丰德的是传统文化之灵穿上商业的外衣的一种形象,当这种形象消失的时候,它的灵将归于何处?这种深刻的拷问与思索在《立秋》中传达着。 三、意昧深长的立春

在《立秋》的最后,舞台上有一老一少在对话:

小男孩:老爷爷,这树叶长得好好的,怎么就落了昵? 马洪翰:立秋了! 小男孩:后来呢? 马洪翰:白露。 小男孩:后来呢? 马洪翰:霜降。 小男孩:后来呢? 马洪翰:立冬。 小男孩:后来呢? 马洪翰:小雪。 小男孩:后来呢? 马洪翰:大雪。 小男孩:后来呢? 马洪翰:立春„„

舞台上饰演马洪翰的演员将立春的字眼说得铿锵、深情、意味深长,这种意味深长强调着蕴涵生机与再生的春意,也强调着冬的萧索与复苏希望的渺茫。现实确实如此,立春之后,春寒料峭,儒已成腐,对于晋商来说,永远地留在了“经冬雪未消”“寒去春未到”的“后来”当中,变成了永远埋在过去的一段历史。

在那段历史中:家庭在庞大的社会激荡中,财富在宏大的社会变革中,人在波澜的国家动荡中,宝库的积存只能是暂解燃眉之急,再多的金子也不能挽回清政府的灭亡,或者说是旧的制度、旧的传统、旧的思想的消亡。政治的动乱破坏了看似平衡稳定的秩序,多年积聚的物质与精神都不能挽回。

《立秋》传达出了一种思考,一种悲剧中的理性思考。一个民族的商业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怎么办?坚守与改革的争论在漆黑的历史天幕中就只是一颗划过的流星,不论是马洪翰还是许凌翔,都只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这就是这部剧的历史意义与社会意义,在那时漆黑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的天幕上闪烁的岂只是一部话剧的故事?在现代社会中,传统与文明的拷问又怎么能说是没有延续?面对着挑战,何去何从,传统文化的形象就像一个接受考验的老人,结局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曾经的沧桑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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