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

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

作者：王德华

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12年第02期

在上篇中我们分析了《文选》“对问”、“设论”文的创作情境及情感特征，本篇我们试将分析表达这一情感的话语方式、对比性表现手法以及由此呈现的讽世嫉俗的语体效果。 话语方式是创作主体的精神外现，对问体对话的话语方式因创作主体所要表达的主题与情感的特征而表现出特殊的话语意义。宋洪迈《容斋随笔》曰：“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两都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太冲《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皆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者。”可见，屈原《卜居》、《渔父》在文体上的创制，开了赋体主客问答形式的先河。但值得注意的是，洪迈所举《卜居》、《渔父》后的例子均为汉大赋，大赋虽也采取主客对答形式，但是从文体类别角度看，继承《卜居》、《渔父》的体式特征的应是以宋玉、东方朔为代表的“对问”体赋作，而不是大赋。当然，对问体与大赋的主客问答，在形式上讲是一致的，大赋自宋玉之后，主客身份多是“子虚乌有”的虚构，而“对问”体的对话双方身份，有时是创作主体直接出现，有时也完全假以虚构。如屈原《卜居》、《渔父》，宋玉《对楚王问》，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等就是创作主体直接出现，伴以人物虚构。而班固《答宾戏》等假宾与主人，对话双方的身份完全虚构。因而，从对答的角度来看，大赋与“对问”体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是细研文本，正如我们在上篇中所分析的，“对问”体多侧重于创作主体政治失意之时对自我与社会的感受及看法，而大赋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与《上林赋》、扬雄《长杨赋》及班固《两都赋》等，创作动机多出于或讽或颂的政治目的。因而，同为对答体，由于创作主体表达的情志不同，对答双方的话语方式及其意义也就有别。换言之，大赋的主客双方，分别是两种观念的代表，通过主客对答，最终以客方受到教育而改变看法为结局，主方处于话语的主导地位。从上篇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问”体主要是利用主客对答展示创作主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与对自我精神的持守，即对答双方虽以主客形式呈现，其实主客双方的言语都是创作主体的所思所想，只不过是以“设客难己”的方式，表现创作主体内心的复杂情感，虽然在表现程度上有别。

就《文选》所选四篇文章来看，宋玉《对楚王问》以楚王之口说出宋玉“负俗”的一面，而宋玉的对答则见出孤高不偶的个性，继承了屈原《卜居》、《渔父》的对话体制，展现自我内心困惑与对自我精神的持守。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和班固《宾戏》三篇，在体式上仍继承宋玉《对楚王问》对问体式，但又有所改变。东方朔的《答客难》在行文结构上沿袭宋玉《对楚王问》中“意者尚有遗行”的责难，所不同的是借客之口说出的正是自己不得立功的不满与牢骚，又以主人的身份对“客”的诘难进行解释，一方面表达的是“时异事异”的无奈及对当世的不满，另一方面又表现了立功不成仍以立德自许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客问还是主答，其实都是东方朔内心极为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表现。扬雄的《解嘲》，借客之口嘲讽扬子遭遇“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不能出谋划策，取名当世，却空著《太玄》，未能给自己带来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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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禄。下文扬子的对答，也是一番“时异事异”的解嘲。因而，与其说客嘲扬子，毋宁说是扬雄的自嘲自答。班固《宾戏》虽然与东方朔、扬雄“世异事异”的自嘲自答有所不同，表现更多的是“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批驳宾戏之言，但联系班固一生行事及《后汉书》本传交代的《答宾戏》创作背景来看，宾戏之言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班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情形之下，班固自感才术与名位不当的愤懑与牢骚的一种反映，其愤世嫉俗的创作心理与东方朔、扬雄一致。创作主体心声的一分为二，即分别用主客两种身份加以表达，自东方朔之后遂成为对问体对答体式的主要方式。因其客嘲主往往是主人自嘲不能建当世之功的一种表现，又因主答客对“时异事异”的强调以及对立德立言的自守，也是对当世政治形成一种嘲讽，故而使得“对问”体赋呈现出一种嫉俗讽世的语体风格。

宋玉《对楚王问》主要针对楚王指责的“遗行”，对话体中主体对自我精神的持守与对俗世的批判态度始终贯穿如一并旗帜鲜明。以东方朔为代表的对问体赋，继承屈宋对答体的体式特征，但在具体行文结构上表现出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两汉大一统的政治不仅改变了士大夫的生存方式，同时儒道两家穷达出处的人生态度也在创作主体政治边缘化之后成为士人安顿心灵的文化依归，在以立德立言作为精神自胜的同时，也消解了屈宋式的孤傲，尤其是屈原对自我与社会双重固持的精神基点。穷达出处的二维人生思考，在“对问”体赋中借设客难己、客问主答的方式得以表现。因而，东方朔为代表的对答体式的行文结构，是两汉以后士人对屈骚精神的继承与改铸在体式上的一种反映。这也许是《文选》分设“对问”与“设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客对答形式体现的创作主体与现实的矛盾、精神的纠结，使得行文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比思维与表现模式。具体表现在对比性比喻的运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以及对比性地引经据典及哲理层面的说理方式上。如宋玉的《对楚王问》，针对楚王“遗行”的诘问，宋玉用了《下里》、《巴人》，《阳阿》、《薤露》及《阳春》、《白雪》，三组曲子，层层铺设，为了说明曲高和寡。接着又对比铺写了“鸟有凤而鱼有鲲”与凡鸟众鱼的不同。全篇运用音乐和禽鸟作喻，在对比中，凸显了自己“超然独处”而众人不知的“瑰意琦行”。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及班固《宾戏》，在表现手法上与宋玉同中有异。所同的是继续使用一些含有鲜明对比性的比喻，如“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答客难》)，“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扬雄《解嘲》)，“若宾之言，所谓见世利之华，暗道德之实，守窔奥之荧烛，未仰天庭而睹白日也”(班固《宾戏》)。所异的是，《答客难》、《解嘲》篇幅更长、铺陈更甚，主要是增加了历史与现实的对比铺陈。历史与现实的对比，是屈原《离骚》常用的表现手法，但是屈原的对话体《卜居》、《渔父》却未用，宋玉《对楚王问》也未使用。东方朔、扬雄的“对问”体更多地强调“时异事异”，因而篇中用了较多的笔墨展开历史与现实的对比铺陈。如上篇中引东方朔《答客难》回应客的诘问的一段话，首言战国苏秦、张仪所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的战国时代，再以“今则不然”一转，表明当今的情势，“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凸显了“时异事异”。古今对比固然是为了解释为何不建功于当世的客观原因，但是对比中显然带有对现实的批判与不满，又因其仅仅是说明自己未能建当世之功的原因，故其批判也是绵里藏刀，不满与释怀同在。也就是说，从表现手法上看，不对比铺陈就难以达到自嘲嘲世的效果，托言以讽的目的正是借助这样的铺陈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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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比达成的自解、微讽的效果，几乎成为后世“对问”体表达上的一个范式。扬雄《解嘲》从《答客难》的客嘲主人“尚有遗行”转为空著《太玄》不能取名于当世，但在“时异事异”的对答解嘲上模仿东方朔《答客难》，仍用大段的篇幅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如其中言：

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拥帚彗而先驱。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

这段对比说明了“上世之士”能够立取功名的原因，即时势造英雄；而“当今”之士如扬雄缺少的就是能够立取功名的时势，不仅表达了“时异事异”的观点，同时也表现了对当今制度的批判。此外，与《答客难》相较，其结论性的语言也更多地表现出对比性思维，如言“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等等，这些都是在大量的历史陈述之后得出的总结性的言论，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在扬雄所处的时代，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上都是一个处玄自守的时代。班固《答宾戏》亦是如此，如主人对答就包含“曩者王途芜秽，周失其驭，侯伯方轨，战国横骛”的战国时代与“方今大汉洒扫群秽，夷险芟荒”的大汉两个时代的对比。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很好地阐明了“时异事异”的观点，也反映了创作主体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制度与文化作了历史性的对比审视。

因“对问”体赋的创作主体心理大都存在着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在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肯定与表达上，“对问”体赋也处处体现着强烈地对比性表达思维模式。宋玉《对楚王问》通篇都是对比性比喻，目的就是为了表达“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这样一种不为世俗理解的人生价值与取向。东方朔《答客难》针对“意者尚有遗行邪”的疑问，特别强调“修身”的价值与重要：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鹡鸰，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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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段，东方朔引经举例，说明“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又将君子小人对比，说明“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修身乃君子立身之本。强调评价一个人要“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在“自求”、“自索”的过程中，达到修身“自得”的目的和效果。

扬雄《解嘲》针对世人不能理解著玄自守的人生价值，也是运用对比性思维，并从东方朔引经据典式的对比转向哲理层面的对比思考：

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皇，执蝘蜒而嘲龟龙，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鹊，悲夫

首先以自然界的“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说明物极必反的道理，并用以比喻立身处世之道，即“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而自守全身的最好方式是“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与大道同在的“守道”与“守德”，并认为这是“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处世方式。不仅说明了抱玄守道的人生价值，同时也成为批评追求功利人生观的思想武器。班固《答宾戏》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也是建立在对比性哲理思维层面上的，如言：

且吾闻之，一阴一阳，天地之方；乃文乃质，王道之纲；有同有异，圣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尔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神之听之，名其舍诸!宾又不闻和氏之璧韫于荆石，随侯之珠藏于蚌蛤乎?历世莫视，不知其将含景曜，吐英精，旷千载而流夜光也。应龙潜于潢污，鱼鼋媟之，不睹其能奋灵德，台风云，超忽荒，而噱颢苍也。故夫泥蟠而天飞者，应龙之神也。先贱而后贵者，和、随之珍也。时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

班固的思考比扬雄更加通脱，他认为立德、立功与立言都具有人生的价值，但是班固的这一思考，也仍基于“阴阳”、“文质”、“同异”这样对比性思维之上的。虽然“圣哲之常”，“有同有异”，立德、立功与立言都可以是圣哲之常与王道之纲的反映，但班固认为最重要的是“慎修所志，守尔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听之，名其舍诸”，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追求虚名伪功，而是对自己志向兴趣的持守。另外班固还以和氏之璧、随侯之珠作喻，认为“先贱而后贵者，和、随之珍也。时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真正的君子一定是“泥蟠而天飞”的，用盘屈在泥水中的应龙终将飞上天空，以喻处于困境中的君子一定会有功成名就的一天。 综上所述，《文选》所录“对问”、“设论”文，运用主客问答话语模式，在面对历史与现实以及人生价值层面的思考，无不贯穿着强烈的对比性思维与表达模式。篇中对比性比喻、对立语词的运用，很好地起到了创作主体发抒矛盾复杂情感的作用。这种情感主题与话语方式，或正或反，或直接或婉曲，在表现“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的复杂情感同时，也表现出嫉时讽世、自嘲嘲世的语体效果。由此可见，《文选》所录“对问”、“设论”文，作为赋体的特殊体类，它的文学与文化价值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细致地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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